（二）游牧利用阶段

人类在最初阶段，主要是以采集和狩猎活动为主。据考证，远在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时期，在今日新疆的乌鲁木齐、哈密的七角井和罗布泊。且末等地，就有了古人类的狩猎活动。后来，随着工具的改革和狩猎技术的不断进步，捕来的野兽逐渐增多，人们就把吃不完的活野兽留下来加以驯化、繁殖和牧养。《史记》中记载，在３　０００多年前的殷商时代，人们就把马、牛、羊等驯养成了家畜。

当社会进入驯养家畜时期，便与草原发生了密切的生产和生活关系，对草原上的牲畜只要稍加照看，就可以获得食物、衣着、住宿和交通工具等方面的生活资料。这些明显的经济实惠，进一步调动了人们利用草原的积极性。专门畜牧业经济的出现，是牲畜大量繁殖的结果，畜群越大，就越需要广阔的牧场。在居民点周围小范围的牧业经营，已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，地理而需要人们结合起来，从事大范围的游动放牧。于是，草原便从原始的处女状态进入了原始游牧的新阶段，中国的广大草原也就成了各个游牧部落的“自然故乡”。内蒙古高原、准噶尔盆地草原和半荒漠草原地区的蒙古族，新疆的吉尔吉斯族、哈萨克族，罗布诺尔、和田、哈密一带的维吾尔族和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等，当时都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游牧民族。

根据史学家对河套地区（今内蒙古伊克昭盟）人类化石的考古证实，在距今二三十万年前，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。到了周朝时，“X狁”、“翟”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，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，草原成了他们生活的乐园。公元前２０６年（西汉初年），新疆天山南北的乌孙国也多游牧生活，逐水草而居，故有“行国”之称。《西域番国志》中记载：“别失八里（今吉木萨尔到伊犁一带）……不建城廓，居无定向，惟顺天时，逐趁水草，牧牛、马以岁月”。那时中国的北方草原就象清末将军宋小濂所描写的那样：“天苍苍，河洋洋，连天沙草落日黄，牛鸣马啸人在野，折蒿热火烧牛羊”。如今，在高高的二郎山峰顶上，还能看到清代同治壬申年间，一个叫金运昌的人路过此处时所刻的碑文：“忽过香九日，登高于此处，只见蒙古包，不见村和树”。这些词句都是对原始游牧时期草原景象的真实写照。

虽然人们在此阶段对于自然界几乎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，但是，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，在把草原牧草转化为畜产品的同时，也积极地参与了草原本身的变革过程。人们在广阔的草原上驱赶牲畜，逐水草而居，每到一地，除牲畜采食和践踏消耗了大量的牧草以外，还通过牲畜粪便直接给草原土壤增施了肥料，适当的牲畜践踏又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，从而维持和提高了草原的生产能力，给再次的游牧利用创造了丰富的牧草资源。

与此同时，人们的生产劳动也给草原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，如在部落内部，或部落与部落之间出现的抢牧、滥收现象，使一些草原在反复的游牧过程中逐渐变坏。

此外，草原被不同的部落所分割和占有而面积不等，牧草的丰歉程度也极为悬殊，加上游牧经营的流动性很大，致使草原纠纷不断发生，使草原受到很大破坏。

游牧时期的草原，完全处于天然状态，牧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生产需要，特别是在冬春季节，牲畜常常处于饥饿状态，严重地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。